企业与“一带一路”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建设操作的主体是企业，操作方式是市场化，换言之，投资者责任自负。前段时间，一些人考虑过于理想化，似乎凡事政府都会买单。这样想是不对的。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民企言必谈“一带一路”，但我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很多细节暂时比较难解决。例如要去丝路国家巴基斯坦盖个最擅长也比较常见的水电站，这种风险自负的项目，要拿到融资、贷款，银行、承建商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关键的铁三角，即使有国家政策支持，银行贷款出去，还是会考虑：

1、项目会不会烂尾；
2、买家是否已签电力购买协议（PPA）；
3、项目会否成本超支，由盈转亏；
4、当地政府违约或出现外汇管制。

在国际上，由于巴基斯坦属于高风险国家的项目，民企要拿到国际银行的贷款基本上不可能。要向我们国家的银行贷款，会要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担保，但中信保一般只会担保国家债务和货币可兑换性，其它担保比较难。让巴基斯坦政府担保PPA，基本上也不会同意。

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向国内外的贷款实际上都比较难拿到。走出去除了思路先行，也需要粮草先行，否则容易寸步难行。很多民企走出去之前没有考虑到诸如此类的细节。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根据我们对64个沿线国家各界的了解，绝大部分国家是持正面态度，支持和期待的，包括民间和官方。

我们的感觉是，国内的不同意见反而更为强烈、深刻和全面。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首先，要看到贸易促进发展。看看冷战时期的美苏吧，美国是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携手共进，苏则只有军事战略，难以持续，最终只能失败。

我认为配置资源的方式有四种，暴力、宗教、政治和市场，一带一路中四种力量如何脚力。究竟是市场占据上风还是其他作为主导，关乎着一带一路的最终成功与否。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最近俄罗斯媒体的一些报道我们必须要注意了，俄罗斯不少学者确实还是有不同声音，例如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的教授Владимир Корсун，认为由于俄罗斯资源不够，会导致中亚国家更加倒向中国。

另一个学者Виталий Воробьев认为，随一带一路推进，海外利益增大，如何和俄罗斯共赢？Владимир Тодоров也公开发表文章，指一带一路和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有矛盾之处。

俄罗斯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声音，也在媒体上发出来了。这些声音背后，是他们希望获得中国的回应。咱们要同时关注官方和民间的声音，官方和民间是互相影响的。

例如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在俄罗斯居住这问题上，俄罗斯舆论就很担心，他们政府也做了一些事鼓励生育。去过莫斯科的，应该都有机会看到那里竖起一座歌颂母爱的纪念碑，鼓励生育。有些城市，还订明某一天是受孕日，给大家放假回家造人，如果能在第二年6月的独立日造人成功，政府还会奖励一辆汽车。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好笑，但俄罗斯确实担心人口减少，外籍人士增加。

对一带一路的进一步研究中，会发现不少沿线国家，当前实际上不大适合投资，尤其是一些中国民企，走出去投资要谨慎，不能只参考中国媒体的报道。拿巴基斯坦举例，巴基斯坦电价，风电成本14美分/kwh；水电8；太阳能17；煤电12，这么高昂的电费，没法引进工业和加工业。印度也有类似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巴、印停电非常严重，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停一次。如果政府要推动企业走出去，政府可能需要考虑是否通过补贴等形式去扶持一些制造企业了，否则电价高、电荒问题就是一道拦路虎，尤其是对民企而言。另外，工业用钢问题也比较棘手。巴基斯坦粗钢产量85万吨，产能也只有110万吨/年，非常非常少，人均钢材消费非常低。主要生产钢铁的企业巴基斯坦钢厂，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巴基斯坦经济协调委员会每次给他注资，工资还没发完就没钱了。

许思思（中国南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部政策研究室）：

相较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上许多国家的工业基础体系不完善。生产力低，产能提不上去，工业基础都没有建好。

但也许这正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可以考虑从修路+建国家电网+建厂+管理输出。不推进对方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我们也要面临走出去企业无法落地开花的问题。从道义和经营的角度，都需要给别国的工业体系做顶层设计，合作开展是系统工程，体现我们的负责。

我认为顶层设计的核心还是优化。建厂不是指对方已经有的厂，而是如我们机车车辆装备这类没有的厂。

张荣刚（中共深圳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高级新闻顾问）：

“一带一路”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绝对不能一厢情愿，试想，在中国某个跨省项目都会遭遇若干阻力，何况在别人的国家，不同的体制和利益立场迥异的背景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我个人的专业领域，建议要加强一带一路实施过程的境内外舆情监测、以及舆论风险的预判和应对建议等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有专业的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危机公关建议等。

哇春芳（外文局总编室副主任）：

缺乏柔性的态度和容错的胸怀，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难行远。有原则，但不固守，有坚持，但善于体谅，“一带一路”的建设需如此。

刘建冬（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编辑、投资管理部主任）：

沿途60国家，40亿人口，除了发达的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全球几乎都含在其中。这是多么大的一局棋，必然也是十分复杂，几乎是大半个联合国。来源于崛起中的中国的一切，都不会太容易。国家色彩越浓，推动进程越难料。建议还是国家退居后面，自由经济和文化宗教等宜先行。

张荣刚（中共深圳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高级新闻顾问）：

基于利益，有点风吹草动大家就各扫门前雪；基于价值观，各国团结互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胡金有（北京建设大学校长）：

简言，不能拿国内的政体思维模式去套用，其他各国不是帝国的臣民。去政治强迫症的理性非常重要。

雷电（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远舟高速船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亚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建设上应是应优先安排的。但，还有更应优先的，例如我工作所及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农业水利设施（阿姆河取水口、梯级抽水泵站、疏浚挖泥船、分流闸口、干/支渠、岸电供电，等），全国约80%用水（包括饮用水、农作物用水和其他用水）只能通过该系统供给，名副其实的乌国“生命线”。前苏联时期建成，设备设施陈旧不堪，急需更新，而乌国自身工业能力无法系统解决，只能依靠国外。在乌国工作期间，深感乌国百姓的期盼、乌国官员的急切。

与此供水”生命线”类似的十分特殊的基础设施（基础的“基础”），中方援助涉及到水利和船舶制造等行业领域。中方最好有相关部门形成常态化机制可持续地在”一带”的谋划规划层面系统考虑。

王新（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

可以分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一带一路总体设想战略，针对东盟、中亚、西亚、南欧等的区域性政策，甚至应该针对每个国家进行了解研究，制订国别政策，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

当然也需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专题进行研究，比如互联互通，可以优先周边，延伸较远，分步实施。针对能源，综合分析后，确定重点区域，专题研究。

对于丝绸之路区域范围的讨论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经常说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但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丝路国家。笔者主张用“65+”来概括丝路国家，这样看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拉美，等等。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的“一带一路”规划中就包括64+1国，不过合作共赢的模式可以逐步扩展至其它地区，我们另有其它合作地区合作机制与他们合作。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一带一路可以先从周边国家推动，同时在每个区域找寻重点合作的核心国家，之后慢慢推广。

于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总编）：

关于将新疆作为核心我有不同看法。这也是这几年在谈丝路以新疆为核心时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一、关于丝绸之路安排较明确，但是，需要有战略支撑。

二、从历史上看，“一带”这条商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干扰很大。内蒙古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特殊地缘优势，地处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充当着中国和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亚欧桥梁的重要作用体现。应加快内蒙沿边口岸建设。

三、研究或构建一带一路，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做，一定要站在发展的整个大的系统上去把握全局，纵览本地区的变化与发展。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如果只着眼于西北五省发展和本区域发展，那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只着眼于中亚或欧亚也是不对的，研究美国丝绸之路战略部署不可或缺，应统合中亚、东南亚、中东及对俄罗斯和中东欧政策。但是，这部分恰恰是我们地方政府所缺失的。

四、现在西北五省都在抢占丝绸之路战略制高点，这显然不对，西北五省综合实力除陕西，其余四省实力难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的问题也不是西北五省合力，西北带动力显然不够。新疆作为腹地区域核心当仁不让，但是现在心有余而力不从，要先医治自身胳膊腿儿发抖的老问题和新毛病。因此，丝绸之路可先以海上丝绸之路挺进，河南、重庆是推动经济带发展的主要区域。

五、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有10周年，从目前来看，喜忧参半，事倍功半，其原因之一就是启用经济欠发达地区广西为核心，忽视广东和香港；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致力于创新模式以打造区域大合作的新格局，要具有战略眼光，一定从全局谋划，如果继续走广西东盟的老路子，后果将会很麻烦。

六、中央要建立“丝绸之路”区域高级联系会议制度，解决丝绸之路区域统筹发展中的顶层设计的障碍问题，提倡发展市场机制促弱变强为基础作用的适度竞争，必须遵循市场法则，同时，通过利益机制、政策制约和信息导向限制各省区域间恶性竞争；建立“丝绸之路”区域发展基金，解决区域协同和统筹中的资金瓶颈，从资金上重点支持丝绸之路沿线省市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徳意志民族是一个孕育产生了许多伟大思想家 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国家 ，这不是偶然的。它虽有不幸的历史过往 但世人并沒有因为它有过的野蛮和残暴而反感它的今天 ，而是仍然记着它昨天曾有过的思想上的辉煌和高度 。德意志民族整体观之是一个理智的民族 ，国民精神中有反思的辩证基因，这是它今天和明天仍然会強大的文化密码和精神动力之所在！

德国和日本民族有人共知的共同性一面 ，外在表现也有一致性如整洁 认真 规范。它们均存浪漫品质，日本爱短暂盛开的缨花 德国有歌德等浪漫的作家和作品 。不同之处窃以为德国民族深沉 日本民族沉静 一致中有不同，如德国的厨具可谓十八般功艺其它无法企及 有蒸旦机 可做一百多种菜饭的厨作机 ，还有摘葡萄 摘草莓等机器，若无沉静之性则无一可研出使用。日本则既拿剖腹军刀又爱品赏菊花，菊花与军刀据说是日本的国民性称谓。曰本插花艺木亚洲第一，美食讲究精致，衣着时尚雅致。武与文 动与静 理性与感性 德国和日本都可谓有矛盾的秉赋和特质，虽有不同但又一致。也正是这矛盾性使它们都让它国痛苦过 又让别国总体上无法浅视它 不能简单地评价它！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比较向往东方，也比较有可能和中国深入合作的国家。德国与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有些离心离德，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邓迪斯(Allen Dundes)在他的书作《生活就像鸡寮里的阶梯》("Life is like a Chicken Coop Ladder")挖苦说："干净和肮脏的组合正是德国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清洁干净的外表和形式，污秽肮脏的内在和内涵"。德国人爱用大便作比喻，例如形容德国人很有钱的话，叫做"Geldscheisser"(金钱大便人)，而如果德国人发现自己处于恶劣的情况下，则会说"Die Kacke ist am dampfen！"(热腾腾的大便还冒着烟呢！)。对于德国民众而言，他们则厌恶了美国式的忙碌、贪婪敛财，希望德国可以重新定位，开始"爬行式的去西方化"(Creeping de-westernization)，从西方世界区隔出来，更加重视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顾问委员会咨询专家）：

德国这个民族是一个隐忍，克制，小心又不失野心的民族。两次世界大战背负的教训，使得德意志民族的野性得以收敛，冷酷得以改善。但是内心还是刚愎自用的。所以他们看上去谨小慎微，处处防御，一旦时机到来，也会重新张扬起来。理性与残忍并存。自检与批评并存，积极与克制并存。从善时，德国人为善，从恶时，亦可以为恶 。

德国人口八千万，但是在诺贝尔获奖者里占了很大的席位，为世界贡献了诸多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日耳曼人的治学态度，以及对于自然，科技文明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所以，跟德国人交往，需要讲原则，有耐心，需要坚持自己的底线，要有尊严，因为德国人对于有尊严的民族，对有自尊的人是非常认同的。这也是他们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的基础条件之一。

于洪君（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前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共产党领袖过去到苏联,都要参拜列宁陵寝,如今,凡正式访问,俄方都无此项安排!

列宁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成为他们祖国历史上的争议人物!苏联为解放东欧付出那么大代价,如今没有任何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共同庆祝胜利。原苏联除俄而外还有14个加盟共和国,此次参与莫斯科庆典的廖廖无比!历史太残酷,,俄罗斯太孤独,中国人太够意思!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对中国而言，俄罗斯是远不了，但也近不了；美国是近不了，但也远不了。

俄罗斯的盟友只有两个：陆军和海军；美国的盟友只有两个：民主价值和商业利益。中国的盟友只有两个：自己、还是自己。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乌克兰事件给了普京创造俄罗斯历史的机遇 使他效仿彼得大帝的梦想得到了展现。普京对乌所作所为是俄罗斯人历史怨恨的发泄，民众的支持是他任性的胆商得以充分表现。

美国今天释放政治解决乌克兰事件的态度，和近日黙克尔独到俄罗斯，说明普京在乌亊件上无视西方胜算了。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20日起，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国在新加坡举行为期3天的闭门工作会议。新加坡财政部19日发表声明称，这是亚投行第五次举行首席谈判官会议，将就亚投行章程草案及未来运行机制中的多方面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

这是中国牵头的亚投行首次在中国境外举行工作会议,这可能是亚投行章程签署前最后一个工作准备会议，因为根据此前披露的日程，亚投行章程谈判在4月底至5月底间进行，预计6月底正式签署。此次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和新加坡财政部共同主持，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呼声最高的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也将出席。

除了制订章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须厘清的事项还包括决策机制、股份分配、首任行长、货币结算、其他官员、区域分行地点等。

这次要被拿到台面上讨论的关键事务包括亚投行考虑在贷款审批上赋予高级别官员更多放贷权力，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保留董事会的否决权。“但各方在授权的门槛和条件设置上尚未达成一致。”亚投行这么做是为建立有别于其他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形象，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后者的主要怨言是贷款条件太多和受理速度太慢。

代表亚投行各创始成员国的董事会成员将不驻守亚投行总部。有分析称，亚投行总部已确定落户北京，无常驻董事会将加强掌握行长职位的国家的影响力，并降低北京总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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