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有想法走出去，想要收购一些环保企业，我们的团队也已经去过好多次。现在如果有相应的配套细则，对我们的合作会有巨大的推动。”永清环保 (300187.SZ)董事长刘正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在“一带一路”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收购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谈判阶段，他希望配套细则能更快落实，非常期待类似于零关税这样的开放投资政策以及更少的管制和壁垒。

工程和技术输出

“《行动》从战略层面、顶层架构方面进行了一个很有力的导向，对中国环保产业肯定有实实在在的助推作用，双方在各自的细分行业、技术、成本等领域都可以有合作。”刘正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们经常会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看项目，和当地的互动很多。

“中国企业在环保工程施工等领域有成本优势，特别是类似于脱硫脱硝除尘的大气处理设备、工程，以及污水管网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技术水平，而成本又比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低。”他认为，尽管个别发展中国家也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但他们对履约能力、政策稳定性有些顾虑，因而将更多目光聚焦在发达国家。

首创股份(600008.SH)副总经理曹国宪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包括的国家有环保技术非常先进的，比如德国和芬兰；也有环保产业不发达的地区，比如中亚、中东等地区。“新老问题复杂多样，区域型环境污染应对难度很大，局部地区长期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等需要下大力进行治理和修复。”

他表示，首创一直在开拓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水务和固废处理市场，推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水务及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挖掘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环境产业市场的投资机会。

曹国宪认为，中国环保产业的工程和技术输出会有更多作为。“以中国城市垃圾处理技术为例，中国因幅员辽阔区域差异等原因，在这方面技术上有后发优势，综合了多个国家在垃圾处理领域上所拥有的技术专长，未来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目前有一些市政环保类的企业已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等地有初步的布局，一些上市公司像北控、桑德都会往这方面发展。”E20研究院产业研究执行院长薛涛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在一些市政基础设施，类似污水厂管网建设运行、垃圾处理厂等领域的投资能力、工程能力比较有优势，成本和运营能力类似高铁，已经有了比较优势，但在工业治理领域，受制于技术水平等因素，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中国市政领域行业聚集度较高，走出去能力相对较强，人才多、对金融熟悉、国际化程度相对高，而我们治理工业污染的环保、设备制造公司属于比较低级的水平，对它来说做国际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国际能力的培养。”薛涛说。

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此前给本报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炉排炉垃圾焚烧技术已实现国产化，超滤膜水处理技术位居领先，在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污泥处置、垃圾焚烧以及烟气脱硫脱硝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建设运营经验，拥有了门类齐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

应变国际环境

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早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桑德在2009年就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但每一个项目都比较复杂，比如之前一直在跟的一个印尼大型供水的PPP项目经过五六年间的数次启动和中断招投标。

“其实这种情况在国际市场，特别新兴市场经常出现。一方面他们的基础设施缺口比较大，也很想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政策法律法规还有行业的基本情况还不太清楚。很多问题没有理顺，就到国际公开招标，做了一半之后发现启动条件有问题，又要重新调整，然后重新启动的时候认为没有问题了，但做到一半，投标人提问题，还是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文一波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就像国外的公司进入中国一样，前期需要有引导，参与规则制定。

上海济邦咨询公司董事长张燎认为，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一个政治法律制度、行业标准及服务对象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找到赢利可期、风险可控的商业模式，比国内要困难很多。

曹国宪也对记者表示，沿线各国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的交流对接，需要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期间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很多，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挑战。